北京母亲王佩英
2010-4-18 18:32:39 阅读349 评论1 182010/04 Apr18
无论怎样毒打，北京母亲王佩英也不跪下---40年后隆重纪念为真理与正义而英勇献身的烈士王佩英
（二稿）
今年清明节前夕，在北京举行“母亲王佩英诞辰95周年纪念会”，隆重纪念40年前为真理与正义而英勇献身的烈士王佩英。
英雄母亲王佩英，1915年出生于河南开封。1948年是中国第一批共青团员，1950年加入中共，60年代因不满毛的“公社化”、“大跃进”等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大饥荒与灾难，从1964年到1968年10月，书写与散发了数以百计的直接批评毛，“让毛退出领导岗位以结束全国性灾难”等标语传单，从1965年7月起被关押于北京安定精神病院，以“讲真话的疯子”被精神病院关了三年。1968年6月被揪回原单位关押批斗，无论“革命派”怎样毒打她，她始终不跪下也从不“认罪”，为了抗议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她多次在被批斗的会埸上振臂高呼“打倒毛某某！”。由此得到“现行反革命”罪名，1968年10月被逮捕。她被捆绑、毒打、戴上牲口嚼子（强制住她的嘴巴，不让她发出声音）押往北京市各区批斗。王佩英在被残酷斗争中还想发出自己一丝声音，就被嘴里塞进石头，下颌硬掰成脱臼。1970年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的“公审大会”，处决十七名“反革命”，其中有著名的青年思想家遇罗克，遇罗克列第十名，王佩英列第十一名。刽子手们怕王佩英会挣扎发出声音，用细绳子死扼住她的脖子，让她喘不过气来。在押往刑埸途中，未到刑埸，王佩英已被刽子手掐断喉咙而牺牲。
王佩英的喉咙虽被掐断，但是她英勇不屈、坚持真理正义的精神永存！1980年3月北京法院重审给予平反。至今40年，王佩英为正义真理献身的事迹，仍埋没不多闻。
王佩英死时53岁，留下七位子女。
苍天保佑王佩英的子女！其三子张大中经过30年的拼搏，至今已是京城闻名的亿万富翁，任“北京大中投资公司董事长”，北京市政协常委。
2010年清明节前夕，3月27日在北京举行“母亲王佩英诞辰95周年纪念会”，隆重纪念40年前为真理与正义而英勇献身的烈士王佩英。有500多名各界人士与会，在一起表达了对英雄母亲王佩英的农心崇敬与深切悼念。纪念大会第一次为英雄母亲王佩英发行了《我的母亲王佩英》电影纪录片和精美的纪念册。
近日我很荣幸地得到了其中一套王佩英纪念册与光盘，特地翻拍了附上的四张照片，以便大家在网上纪念敬仰王佩英的风采，也谨此表达我对王佩英的崇高敬意与悼念！
英雄母亲王佩英，浩气永存、永垂不朽！
林昭
2009-6-10 17:53:42 阅读142 评论1 102009/06 June10
1、生平
林昭，原名彭令昭，1932年出生于苏州。少年时代就读于苏州景海教会学校，解放后考入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在常州民报当记者。1954年以江苏省最高分数考入北京大学新闻系。1957年，因为替被打成“右派”的同学鸣不平，也被打成“右派”，并被判三年劳教。但她拒不认罪，并在养病期间参与地下刊物《星火》出版活动，批判共产风，1960年10月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1962年初被“保外候审”，同年12月再度被捕入狱，被判有期徒刑20年。由于在狱中拒绝“悔过自新”，坚持独立思考，继续发表政见， 1968年4月29日被判“现行反革命”罪，当日被秘密杀害，年仅36岁。死后，尸骨无存。1980年获得平反，亲友在苏州为其建了衣冠冢。
2、右派
1954年，考入北大新闻系的林昭，是一位标准的苏州美女和才女。
林昭容貌秀丽，而又身弱多病，口齿犀利，性格倔强，“骄傲自大”、“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极浓”，又因酷爱林黛玉而改姓为林，由此师生们也真的称她为“林姑娘”。林昭也的确对得起“林姑娘”这个称呼，她才华横溢，文笔出众，文学系的游国恩教授对她非常赏识，甚至曾经动员她改学文学专业。由于她出众的文学才华，林昭很快就成为校刊的编辑，1955年春任《北大诗刊》编辑，1956年秋，成为北大综合性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编委，而那时的主编乐青年教师黛云80年代就已是文化界的名流了。林昭从校刊编辑部来到红楼，真成了“红楼里的林姑娘”。我们可以想见，假如林昭不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而学会“淡定”地生活，她应该有很美好的前程的。
但本来“不关心政治”的她，1957年反右恶浪也没有让她逃脱。事情的起因，是她为自己的同学和恋人张元勋遭到围攻鸣不平。张的一首小诗被左派攻击，张很有可能被打成右派。
那是1957年5月22日，一个闷热的夜晚。在北大十六斋东门外的马路上发生了一场“论战”，名为自由辩论，但实际上受到了严密监视。林昭为张元勋挺身而出，她朗声说道：“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就因为写了一首诗，就如此大动干戈，群起攻之？”林昭的质问，掷地有声，一时间围攻的人群卡了壳。这时，从黑暗中传来一个陌生人穷凶极恶的恫吓之声：“你是谁？你敢说出你的名字吗？”傲骨铮铮的林昭被激怒了，她当即一字一顿地大声答道：“我是林昭，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你是谁？还有你们是谁？怎么不敢自报家门？”当晚，悲愤异常的林昭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宿舍卧床两天不起。此后她什么话也不说，每日在善本书库里静读。但她的命运已经无法挽回了。一语成谶，她果然以口舌之祸，死于36岁之时。
算帐果然是在秋后，1957年秋，林昭与谭天荣张元勋等一大批北大学生被打成“右派”。性情刚烈的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药想自杀抗议，幸被及时发现，抢救过来。但她成为北大唯一的一个拒不检讨的学生，因此不仅被打成“右派”，还被判劳教三年。但由于她体弱多病，经常咳血，新闻专业负责人冒险为之说情，结果她没有发配到西北劳改，而是留在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但谁知道这并不是什么福，更大的灾难还在等待着她。
3、罪犯
1960年初，校方批准林昭回上海养病。本来，事情就告一段落了，但林昭又闯祸了。那时，大地饥荒正在中国蔓延，饿殍遍野。兰州大学的“右派”学生张春元想创办地下刊物，传播民主思想，唤醒社会良知，顾雁、徐诚等人也表示赞成，并与林昭取得联系，决定合作编辑一种杂志，取名《星火》。张春元等人凑钱买了一部油印机，油印了首期《星火》，其中发表了林昭的一首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他们还四处搜集各地党政负责人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名字，企图将《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寄给他们，呼吁他们正视恶劣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苦难，努力遏止中共的极左政策。
但星火一份还没寄出，就被破获了。1960年7月张春元被捕，10月林昭在苏州被捕，囚于上海第一看守所。警察逮捕她并抄家时，林昭父亲彭国彦喃喃说道：“我们家完了，我们家完了！”不到一个月，自杀身亡。1962年初林昭以保外就医出狱，回到家中修养。但林昭清楚，他们是不会放过她的。出狱那天，她就对前来迎接的母亲和妹妹说：“他们还要把我抓进来的，放我是多此一举。”果然，1962年12月23日，她再一次被捕。狱方曾安排林昭去上海精神病院作精神鉴定，院长粟宗华亲自判定她精神不正常，但未被专政机关认可。文革中粟宗华因此被指称“包庇反革命分子”，抑郁成疾，含恨而死。1964年2月5日，林昭在狱中吞食药皂自杀，未遂。1964年9月26日，纸笔被狱方收缴，无法书写，此后一直用血书写。1964年11月10日，她以玻璃片割破左腕血管自杀未遂，是日起绝食10日。1964年12月，林昭第一次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血书，无回音。1965年2月，第二次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血书，无回音。1965年03月23日，林昭开始血书《告人类》。1965年06月01日，林昭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作《判决后的申明》。1968年04月29日，林昭接到由20年有期徒刑改判为死刑的判决书，当即血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当天被秘密处决。
4、炼狱
那时的专政机关，其实也希望看到政治犯“悔过自新”，至少是名义上的。但即使名义上的，林昭也丝毫没有意屈服让步，她是心不服口也不服。
林昭在狱中以呼口号、写血书、蔑视法庭来表达抗议，在狱中上演了一场“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狱警们一再警告她：“我们不制服你这黄毛丫头我们就不相信!”林昭在日记中则写道：“原来你们还有一条黄毛丫头必须制服的条例，那也好，黄毛丫头除了奉陪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思想教育是不管用了，为了制服这个“黄毛丫头”，他们用酷刑来折磨她。林昭写道：“这么地，一场‘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就开始了。而这事情也跑不了两种可能......(以下字迹模糊不清)非刑虐待光是以镣铐，人们不知玩了多少花样。一副反铐，两副反铐，不行，时而交叉等等，至今臂肘之上，伤痛犹在。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性的在我绝食之中，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之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镣铐，从未为我减轻些，譬如暂时除去一副。”
除了镣铐，还有施暴和毒打。1965年1月底，林昭遭到狱警施暴。而在女狱警的指使下，林昭几乎每天还要受到一群女犯人的殴打。她们都是心黑手辣的泼妇，为了“立功赎罪”，她们都往死里打林昭。当张元勋以所谓“未婚夫”名义去探望林昭时，林昭当着他的面指着一旁的狱警说：“他们想强奸我，我只好把衣服与裤子缝在一起，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
但林昭是不屈服的，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要思考，就要说话。为此，他们除了折磨她的身体，为了封锁她的思想和声音也无所不用其极。为了防止她在牢房里大声叫喊，他们给她戴上了“孙悟空帽”。“孙悟空帽”是一个橡胶头套，只露眼睛和鼻子，嘴巴则被堵住。在公审大会上，为了防止林昭说话，他们在她的口中塞上一个橡皮塞子。这种塞子可以伸缩，囚犯越想张口，塞子就越大，整个面颊都会被撑满了。此外，他们还用一个塑料绳子勒紧她的脖子，扣紧她的喉管。这些都是对最“危险”囚犯的办法，双管齐下实属罕见。在公审大会上，林昭一独子的委屈想要喊出来，但却无法开腔，脸被鳖得发红发青，眼中燃烧着怒火，让人看着是那样的揪心。然而，林昭一天也没屈服过。她用自己的鲜血将一个大大的“冤”字写在一块白巾上，顶在头上，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5、殒命
由于林昭拒绝“改造”，并且继续用血书表达自己的思想，于是专政机关于1968年4月29日上午10时，在上海监狱里对林昭进行了秘密“审判”。这种秘密审判，既没有律师给被告辩护，没有记者到场采访，更没有陪审员和被告家属到庭听审以及群众的列席旁听，不过这是文革期间很常见的做法。
到了下午，专政机关就对林昭执行死刑。四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在狱吏的带领下，打开了牢门。狱吏大声吆喝道：“303号，快出来过堂！”显然，同室的狱友都清楚这是要秘密处决林昭了。
林昭从容不迫地走出了女监的总监门，想要唱《国际歌》，但狱卒马上用棉团塞进了她的嘴里，她奋力反抗，但只嘶喊出一声“妈妈！你在哪里？”狱吏又封上了她的眼睛，于是林昭无声无息离开了监狱，离开了这个世界！
凑巧的是，林昭被枪杀的全过程，被林昭家的一个朋友目睹了。那是在上海机场，下午三时半左右，“突然望见两辆军用小吉普车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的第三跑道，接着由两个武装人员驾出一个反手背绑的女子，她的口中塞着东西。他们从她腰后一脚，她跪下，另外两个武装人员一人举手枪开枪，她先中一弹，倒地爬起，又中两弹，扑于荒原！然后四凶手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驶疾驰而去！”
林昭的遗体被运往何处？只能去问那辆吉普车上的凶手们！他们包揽了密杀与灭尸（也许还要辱尸）的全部过程。林昭的尸体自然没人去认领，也许是上海的慈善机构，把她的尸体送火葬场焚化了。因此，林昭连骨灰也消失得荡然无存。
两天后，也就是1968年“五·一”劳动节的早晨，上海茂名南路林昭家中，闯进几个彪形大汉，对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冷冷地说：“林昭已执行死刑，由于对反革命分子的处决，耗费了一发子弹，而子弹是由人民用汗水制造出来的，因此，必须由其家属来交纳五分钱的子弹费。” 年迈的许宪民听到爱女已被枪决，立刻昏倒在地！林昭的妹妹彭令范付了款（五分的硬币）。这又是那个伟大时代的一个伟大创举。 1975年，林昭的母亲许宪民终于精神崩溃而自杀，也有人说是被人打死的。
林昭的冤案于1980年12月11日予以平反。但这份新的判决书写到，由于林昭因患有精神分裂症，才得以免罪、改正。这种“平反”，不知道是不是九泉之下的林昭想要看到的。
苏南新专和北大的同学，集资为林昭母女建墓，林昭的墓只是一座衣冠冢。墓地在苏州灵岩山麓，其侧是抗金明将韩世忠的墓。“质本洁来还洁去”，林昭以未嫁之身而去，留给世人的是永桓的真与爱。
5、思想
林昭是以思想获罪的，我们看看她到底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尽管，她大部份血写的文稿还尘封在专政机关的档案柜里，我们现在看到的仅仅是一些片言只语，但仅就此而言，我们也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她可以与比她晚10年觉醒的顾准相媲美，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顾准。
1957年之前的林昭，思想与她同时代人并无太大的差距。当她在那个沉闷的夜晚为张元勋辩护时，内心只是感受到“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对体制和时代的认识未必很深刻。但反右运动改变了一切，她把1957年称为“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她因此“日益看穿了那伪善画皮下狰狞的罗刹鬼脸”，所以她“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在那个所有人都停止了思想的年代，而她却一眼洞穿了那个“披著洋袍的真命天子”。
60年代初，林昭身陷囹圄，遭受种种非人的迫害和摧残，她对自由的理解、他对奴YI制度的思考进一步深刻，几乎达到了现在的认知水平。她说：“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YI，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除了被奴YI者不得自由，即使奴YI他人这也同样不得自由。”这样观点与黑格尔“在东方专制制度下无人是自由的”论断有异曲同工之妙。她还说：“当我们深受暴ZHENG的奴YI，我们不愿做奴LI的同时，我们自身作为反抗者，但我们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YI制度。”可见，她的思想超越了“以暴易暴”的层次，她所要求的变革目的不是“打天下坐江山”。她一次次地反复使用人XING、人心、良知、良心这些词汇，不断地向暴ZHENG、极QUAN、极QUAN制度、极QUAN统治、奴YI制度开火，因为她认识到极QUAN专ZHENG不但“断送著民族的正气”，而且“增长著人类的不安”，更是“玷WU了祖国的名字、加剧著时代的动荡”。
林昭的话语体系就合完全摆脱了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烙印，她的语言是清新的、干净，与狂热的、虚伪的、残酷的革命话语毫无牵扯。这在她的同时代人中，她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比她晚10年表达思想的王申酉赖以批判现实的思想资源仍然是所谓的马KE思主YI，只不过他是想用所谓的“真马LIE”批所谓的“假马LIE”。而直到今天，所谓的左派和拥毛者，也还抱着这些东西不放。不怪他们，因为他们的视野里的确没有别的东西。
林昭在思想上的进展，显然与她中学时代在教会学校就读的背景有关，因此她也自称“奉著十字架的自由战士”。她对自由的理解超越了顾准和王申酉。
比张中晓、顾准等纯粹的思想者不一样，林昭不仅是一个思想者，更重要的还是一个行动者。她用生命实践了自己的思想，像自己的思想那样生活，她的思想从来不属于抽屉，她的血书从来都是一种战斗，她是一个战斗的民主主YI者、人DAO主义者，一个自由战SHI。
6、结语
对于林昭，我是万分崇拜和推崇的。但同时，我自知自己是做不来的，也劝一些有志者不要轻易仿效！其实这话鲁迅已经说过了。我不相信自由可以通过鲜血浇灌出来！我们大可笑骂，大可与世同游，何必当真！
林昭，尽管你说过：“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他们杀掉！”但我要说的是，为了那些人真的不值的！我们的素质还是低一点吧！
林昭，你不是也问过自己：“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办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的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较为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还是别流血了，特别是像你那样最宝贵的血，不要白白流了！为那些愚民不值得！这个世道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做个逍遥派，我们虽然还没有获得说真话的权力，但在1978年以后我们至少拥有了可以保持沉默的权利。
至今还有人在网络上说，毛时代是伟大思想解放时代。我曾经痛斥过，但现在想想真多余，对于那样的奴才，何必搭理呢！
林昭，愿你安息！别为尘世上的这点破事操心了！
任雪
2008-12-22 0:31:51 阅读147 评论3 222008/12 Dec22
15年前的女“杨佳”美貌动人
任雪，1968年出生，河北石家庄人。1992年因被当地的一个恶霸赵某某欺负，无力的反抗招致她更大的伤害--家破人亡了。因为恶霸有后台，所以没有人敢管这件事，她想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都办不到。这唯一弱势群体的保护者似乎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只可惜当今社会再也没有梁山好汉，或者“教父”了。所以，痛苦的任雪姑娘为了避免进一步的伤害，只能选择逃跑。麻木不仁的群众也对此事无动于衷，都是明哲保身的自私小人，人的正义感和良知在当今的社会里荡然无存。因此谁都不会对一个可怜的小姑娘关心一下，渐渐的忘了此事。直到一年以后，可怜无助的姑娘在上告无门、无人申冤的情况下，无奈的采用了当年"武松血战狮子楼"的义举，用智慧毒杀了赵某某等四个该杀的恶徒！终于自己替自己伸冤了。但付出的代价是自己年轻的生命。
"血案"发生后，可怜的任雪很快就被如虎似狼的警察抓捕了。石家庄市中级法院立刻判决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生．任雪提出上诉，1993年7月份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周后，任雪被执行死刑．(其档案可参见"冀高刑字1993第654号")．任雪以及其他死刑犯的照片被公布，体现了中国法律中 国家主义思潮的盛行，一个死刑犯是没有任何隐私和尊严的，即使是被枪决，最后的作用也要用来震慑犯罪分子。而法律有时候是不问青红皂白的开枪杀人。所以有很多人常感叹出什么"合理不合法，法不容情”等无助的话语。任雪姑娘去了以后，有些不知什么心态的人， 还常议论她，说她坏话，编造许多诸如任雪是什么贩毒集团的人啊，什么她是黑社会等等。丝毫都不去议论她的冤屈！不理解她的悲痛，而把她当作茶余饭后的故事 ^。。。。。。这就是中国人的劣根之一！从某种角度讲，任雪姑娘就是当代窦娥！！
张志新
2008-11-18 9:54:24 阅读103 评论4 182008/11 Nov18
4年前，我给我的学生们讲课，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简史这个章节的时候，讲到阻碍中国的汽车工业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一个是几十年的战争，一个就是文革的时候，我看着课堂上原来兴高采烈的气氛，忽然变得漫不经心，然后一个当时刚刚大学毕业，23岁的男孩站起来说：刘老师，这样的历史一笔带过就好了，不用浪费宝贵的时间。
这个学生是在我讲汽车的冷电系和行走系工作原理的时候，跟我讨论最热烈的学生，他最喜欢跟我在课余讨论汽车改装的技术可行性。他曾经认真的说过：刘老师，您真不像个女老师。这大概是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男学生对于女老师的最高欣赏的表达方式了。
开放式的课堂，我听从年轻的同学们的意见，将文革用５分钟的时间一带而过。
这就是人们面对所谓“正史”的奇妙心理。
经历过的人，闭口不谈。
没有经历过的人，不耐烦了解。
在闭口不谈和不耐烦了解之间，似乎很多信息就这么流失掉了。
然而你怎么都无法忽略一个美女。
自古美女多坎坷。有的美女去和亲，有的美女看烽火戏诸侯。有的美女变成狐狸精，权倾朝野。有的美女是名妓，徜徉在君王乱匪或者苏东坡身边。还有的美女，一经选在君王侧，就颠覆了君王的天下，轻则垂帘听政，重则重建自己的朝代。
这些千古绝唱，带着风花雪月的旖旎，也带着爱情浪漫的音符。即便身后藏着阴影重重的宫闱政变，美人们也是多在爱情与美色的外衣下，婉转蛾眉，内藏杀机。
这些美人们，终于因为年代的久远，成为传奇。端然正坐在正史或者野史的一页，接受世人瞻仰。
张志新是一个在正史和野史中都不能找到身影的美人。
本来是个普通的故事。在文革中，因为反对领袖“左倾”的革命路线，对于伟大领袖个人崇拜的质疑，这个弱女子以现行反革命罪，作为政治犯，关押在沈阳监狱。
入狱十年中，试图自杀两次。
十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观点错误，不愿意认罪。
１９７６年被以反革命罪处决。
——这是正史中一笔带过的文字。
１９７９年，中央给张志新平反，在全国开展给张志新平反昭雪的活动。
１９７９年，人们知道的，就仅只于上述文字中的内容。
从１９７９年——２００６年。２７年过去了。
更多的真实终于漫过历史和神秘人物的遮掩，残忍的，浮现出来。
张志新被关押的十年时间，没有再见过她的任何亲人。所有探视，都被阻挡在外。
她的长头发几乎被拔光。
她被关在一个只能坐着，不能躺着的铁笼子里，身上带着几十公斤的脚镣和手铐。
被迫，与丈夫离婚。当时她的女儿１２岁，儿子２岁。她一直到死，都没有再见过她的孩子和离婚的丈夫。
除了酷刑，严刑拷打之外，她在监狱中被人多次强暴，轮奸。
后来她疯了，占着自己的经血吃监狱里发的窝头。
临行前，她要小便，看守人员说，你就尿在裤子里吧！
死前，为了怕她喊出“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把她的脸踩在地上，用砖头垫在她的脖子下面，不用麻药，不用任何消毒，用一个生锈的钝的小刀，先是割断了她的气管，然后又割断了她的喉管。
当场，吓晕了一个女看守人员。
然后被枪决。
我且不愿意过分渲染她的美丽，我更不原意渲染她出身名门（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世出大家，音乐造诣很深，我甚至不想说，她是人大的才女，政治清白，２５入党后，坚持自己的信仰，直到死去。
这些飘浮的文字和符号，在介绍一个活色生香的活着的女人，大概是可以锦上添花招致或者爱慕或者妒忌的目光的。
原本该作为体面的妆点的这一系列前缀，在面对她余生十年中所遭受的凌辱和非人的折磨时，变得如此让人哑口无言。
我只想说，这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理性的哲思直到疯了之后，都闪闪发光的女人。
社会和政党都在进步，从７９年的所谓平反昭雪，到２７年后，部分真相被允许以不同的形式昭告天下，我们看到了一种进步。
然而，面对是需要勇气的。
一个政治团体，如何去面对自己曾经打着政治的旗号，对一个弱女子做下的如此手段？
一个社会，如何去接受自己曾经群体失去过理智，全民陷入到一个没有自我，没有是非，不懂得坚持的疯狂状态中？
一个物种，如何面对自己能直立行走，能思考，能利用工具，行为智慧远高于其他物种，却做出了其他物种做不出的令上帝都掩面而去的事实？
很多人把江姐和张志新并举。可我觉得，江姐比张志新幸福。
看着这两天的留言，我渐渐丧失了语言的冲动。
有人说，不要事事都联系到男权里去，有些事情跟男权没有关系。
是的。看起来孤立的事件，每一件都跟男权没有关系。说这些话的，我相信是男性。
这个系列再写下去，大概有人要进一步揣测写作者本人，是否在男人的世界里遭受过何种不平待遇，进而把我想象成一个对男人的世界怀有仇恨的巫婆了。
这种曲解，让我面对张志新的时候，悲愤难言。
一个政治犯，或者随便一个什么性质的犯人，酷刑，拷打，大概还能在人的想象范围之内。然而她是一个女犯，强权的一方，不但可以象对待一个男人一样严刑拷打她，还可以肆意凌辱她的身体。
你不是坚持你的意见么？你连自己的清白都维护不了，这么多男人在你不愿意的情况下，睡了你，你成了一个脏女人，你还能口口声声坚持你的政见？
当问题的解决方式不再循常规途径解决，强权的一方决定的，就是这种最原始的，用性的侵犯达到目的的羞辱。
所有的道理，规劝，暴力，其作用都消失殆尽的时候，人所表露的最原始的途径，仍然是身体的占有这种方式。
男人和男人之间，没有这样的问题。
男人和女人之间，存在这样的问题。
男人会嘲笑女人，眼光窄浅，能将一个历史事件归纳总结出强奸的不合理性的结果。然而就上述所有的非人待遇中，让所有的女性去选择最不能忍受的一点，大概不是酷刑，不是虐待，大概都是多次被强暴被轮奸的事实。
当一个历史事件被放大，它就变成了宏观的，恢宏的大背景。当一个历史事件被聚焦到某个细节，它说明的，大概还是社会两性的关系。
张志新的离婚的丈夫，现在生活在北京某个无名的小房子里，一直没有再找别的生活伴侣。张志新的儿女都在美国。他们两决口不提关于妈妈的任何事情。
张志新的妹妹，原来是中央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家，因身体原因，在家休养。没有人敢挡着她的面，提起她的姐姐，因为她有心脏病。
１９７９年以后，党报刊登了关于张志新生前的很多相片。根据张志新妈妈的意见，所有的相片都把她的丈夫硬生生的抹掉了。然而张志新的女儿却发表声明，对于把父亲的形象抹掉的质疑，张志新的妈妈也随即发表了声明，说，要求抹掉张志新前夫形象的，是她的要求。
——一个人死去了，她的亲人都爱她，但是因为她的事情，彼此永远不能互相体谅。她的丈夫，因为离婚一事，一生都丧失了被原谅的资格。
他们大概会带着这一生所有的痛苦记忆，进入死亡。
然而其他人呢？
关于张志新，关于那段岁月，关于是否该遗忘的疑问？
面对，需要勇气。
面对，需要时间的洗涤和沉淀。
怕只怕在这洗涤和沉淀中，很多颜色淡了。
一个血迹子，最后变成了茶褐色的淡痕。
很多年后，年轻的孩子们轻描淡写的说：妈妈，我不要这件衣服，这件衣服脏了
张志新／任仲夷：未竟的平反
在依然严峻的政治空气下，任仲夷果敢地绕过“禁区”，为张志新平反定调。张志新对常识的坚守、冲破思想奴役的勇气,强烈地撼动着一个盲从时代的麻木民族。
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果敢地绕过“禁区”，为平反定调：张志新反对林彪、“四人帮”。他将张志新批评毛主席的言论，模糊笼统地列入神志不清时所讲，“把这些说成是她的，是不公平的”。3月，辽宁省委作出了《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与此同时，国内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极左思潮正在顽强逆流。
胡文海----行正义之师
2008-9-6 14:41:46 阅读69 评论2 62008/09 Sept6
山西省胡文海
生辰：不明
民族：漢
忌日：不明
籍贯：山西晋中市
地区：榆次区乌金山镇大峪口村
国家：中國
职业：地质队职工
信仰：無
《南风窗》长篇报道：仇恨引爆悲剧
编者按：去年10月26日晚上，在山西晋中市榆次区乌金山镇大峪口村，一个有着300多户人家、1000多口人、村里和附近有很多煤矿的村庄，发生了一起特大持枪恶性杀人致14人死亡案，9户人家、8男6女被杀，3人重伤。血案之残酷令人震惊。
公安部部长贾春旺在祝贺山西警方迅速破案的同时，也批示指出：“公安机关要注意了解、总结为什么矛盾激化到如此程度？案发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经验教训在哪里？如何有效防范？”
我们的两位记者赶赴山西，试图解开这些问号。
然而，在调查之后，他们依然感到费解，而只留下了这份交织着仇恨与愚昧的原生态记录。
现代文学家王统照曾经分析过仇恨的问题，他写到：“野心、暴厉的欲求、夸大，经济制度的不平等，过度的心理与生理的激刺，都是造成现代人类‘仇恨’的因由之一，而最大的关键是人类的文化教育走入暗途。
“除却用群体的大力与团结的精神使之消灭外，在未来，我们要怎样永远消除人类社会的‘仇恨’心理，怎样在正途上提高人类的智慧，与改善妒忌、专擅、强暴、残酷的行为，这确是每一个文化工作者应加一番思索的。”
在我们身边发生着越来越多被仇恨引爆的案件时，每个中国人的心都不会轻松。我们审视，是因为我们热爱幸福和平的生活。
记者终于还是见到了胡文海，在他被执行枪决前的公处大会上。胡文海五花大绑，但神态镇定，频频向台下众人颔首致意。
时为2002年1月25日上午，天气格外阴冷，作为公审大会会场的山西省晋中市榆次五中操场还是挤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看客。
这个场面对这些看客来说是万万不能错过的，正如2001年12月25日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胡文海诸人时候一样。这两次都是人山人海，人们议论纷纷。对他们来说，这实在是一个特殊的、惊天的血案。让我们把目光回到2001年10月26日—
是日21时许，晋中市榆次区大峪口村村民胡文海在自家门前开枪打死村煤矿销售员李继，并勒令旁边的刘海旺用消防斧将原村支书胡根生劈伤。之后，胡文海又开枪射击，再伤胡根生。刘海旺被逼伤人后，因恐惧逃走。胡文海孤身一人，持双管猎枪继续报复杀人。他依次来到村会计张敬林家，杀死其妻和次女；到光棍汉高彦苏家，杀死高彦苏；到前村长冀金堂开设的小卖部，杀死冀金堂，打伤其妻胡拉弟；到村民胡福龙家，杀死胡福龙及其妻；到村民胡三计(也是胡文海的本家大伯)家，杀死胡三计、他的儿媳以及儿媳的两个妹夫；到村煤矿矿长刘海生家，打伤刘海生；到前村支书李利生家，杀死李利生及其妻女。在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内，胡文海相继枪杀14人，枪伤3人。
2001年月12月25日，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10·26血案”，并当庭宣判：胡文海犯故意杀人罪、私藏枪支弹药罪，两罪并处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刘海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胡青海(胡文海的二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胡文海、刘海旺、胡青海不服判决，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被省高院驳回。2002年1月25日，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召开“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公处大会”，宣布了对3名案犯的终审判决。10：30左右，胡文海、刘海旺两人被执行枪决。
风声鹤唳大峪口
大峪口村很平静，刚到此地的人，根本感觉不出3个月前，这里曾发生过一起大屠杀。
记者数度看到：胡文海家人跟其他村民乃至受害者的家属随意地打招呼，交谈。这些受害者家属的脸色也很平静，看不出他们已然成了仇家。
胡文海的家在村子西头，一处很宽大的宅院，两座挺新的房子。胡家人告诉记者，出事以后，9户受害者的家属没来他们家闹过，没向他们提什么要求，甚至连一句交涉也没有。
“可能到执行民事赔偿的时候，双方的关系就会紧张起来了。”胡文海的四弟胡润生分析。“他们(受害者家属)都希望得到赔偿，但我大哥只有这两座房子，不够分，矛盾就会越来越激化。”
根据法院判决，胡文海共需赔偿原告66.8万元；胡青海共需赔偿原告16.7万元。胡文海被捕后，他名下价值1.5万元的股票被封存，加上这套宅院，是他所承认的自己的全部财产。他二弟胡青海是光棍，两度离婚后整天昏头昏脑，更没积攒下什么资产。
在被胡文海打死、打伤的17人中，有14人是33～56岁的壮年男女。案发前，他们都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们的伤亡，使家人在遭受巨大精神痛苦的同时，经济也即刻陷入困顿之中。胡文海所称的那点财产，肯定满足不了这些受害者家属的索赔愿望。
一场屠杀带给大峪口的创伤，不会那么迅速地弥合于无形。表面平静的大峪口村，正涌动着错综复杂的暗流，并可能酝酿出新的风暴。不管是在法庭上还是面对记者，胡文海一再声称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不后悔，只有遗憾—遗憾该除掉的没除掉！”
具体说来，他遗憾的对象主要是两个人—前村支书胡根生、前村煤矿矿长刘海生。胡文海曾经多次向上面举报他们在大峪口村煤矿有贪污、漏税等问题，当时签名告状的有121个人。
这两人大难不死，使大峪口一些村民心中也产生了复杂的感受。案发后，市纪委专案组来村里调查，村民们避之唯恐不及。记者在村里采访时，一个中年妇女偷偷告诉记者：专案组找签名告状的121人都谈过话。很多人怕惹麻烦，不承认在告状信上签过名。
记者也采访了包括副村长在内的其他村民，他们异口同声地重复着一句话：“说不来。说不来。”什么都说不来。
胡文海在榆次城区还有一处住宅。他女儿患有肺炎，因城区空气不好，常常回大峪口村来住。胡文海被捕后，女儿不敢再住在村里，被母亲领走了。胡文海的儿子今年19岁，在西安上大学。他叔叔不敢把校名告诉记者：“怕不安全—仇人太多。”
胡文海、胡青海兄弟俩一被枪决，一被判刑，空旷的宅院里只留下了70多岁的老父母。胡文海的四弟家在江西，三弟胡润亮家住榆次市区。为照顾父母，并以防万一，胡润亮和妻子住回了村里。
胡润亮告诉记者，这几天夜里，常常有人围着他家院子转来转去，家里的狗整夜叫个不停。但他走出院子时，人已不见。今天凌晨，他搬梯子上了房顶，看清一个在他家门口转的人，是邻村一个无业游民，他怀疑这人是被仇家收买的杀手。为防备出事，他想请小舅子们也住到这边(胡润亮共有5个小舅子)。
在大峪口8里之外的北山煤矿，刘海旺的女儿刘娟说，担心遭到胡文海、胡根生双方家属的报复。刘海旺当初想调解胡文海与胡根生的矛盾，没想到两个人动起手来，他夹在中间。“胡根生大难不死，说不定他会报复我们。”
自从3个月前被胡文海、刘海旺打伤后，胡根生就再没回过家。他的大儿子是村会计，父亲被伤后立即辞职，跟弟弟一起不知所踪。如今胡根生的家里只有妻子和老父老母。胡父70多岁了，晚上睡觉不敢脱衣服，天天接送儿媳上、下班(他的儿媳在村小学教书)。知情人说，胡根生现住在丈人家，但小舅子撵了他几次，说胡三少爷(胡文海三弟胡润亮)还要杀你，你不要连累我们家。
“胡三少爷还要杀人”的风声，不知是谁放出去的，如今传得沸沸扬扬，闹得大峪口村人心惶惶。
然而压力最大的还是“胡三少爷”本人。胡润亮几次向记者吐露他的担忧：怕万一有谁再遇不测，嫁祸到他头上；怕被哪个急眼的仇家开车撞死……
在被胡文海打死、打伤的17人中，有几个跟胡文海并无深仇大恨，如原村长冀金堂、村民胡三计、胡福龙等，他们只是被胡文海认为曾经“散布谣言”，说过“胡文海不是东西”及“劈死他活该”之类“坏话”，或者只是与胡根生关系过密，而被他悍然屠戮。在法庭上，胡文海解释说这叫“捎带”：杀一个是死，杀一群也是死，既然如此，何不趁此机会，把自己看不顺眼的人统统除去！
胡文海的想法，实在错得厉害。撇开法律的严峻惩治不谈，这种滥杀行径，带给胡文海的也只不过是一时快感而已，其后果绝不会如他所预期的那般是“赚了”—那几名被他“捎带”的受害者固然死得太不“划算”，而胡的滥杀，则凭空为自己多添了几户真正的仇家，这笔仇债必定由他的亲人承受下来，并终此一生，甚至世世代代，都要生活在仇家环伺之中，而遭受“随时可能被寻仇报复”的精神折磨。
很显然，如果没有公正严明的法律来维持秩序，谁也挡不住仇恨的种子在受害者家属心中发芽，任何“报复”与“反报复”的残暴行为都随时有可能发生。
从这个角度来讲，胡文海的亲人们，其实比任何人都更有理由渴盼法律的保护。胡润亮已决心继续向有关部门状告胡根生、刘海生等人，因为这是正大光明地将仇人送入监牢的唯一途径。但他估计自己走这条路，要比大哥艰难得多：一是没钱，二是不知内情。他还担心在未将对手送进监牢之际，人家已先下手将他除去。
胡文海临刑前叮嘱弟弟：“不管告赢告不赢，千万别走上大哥这条路。”胡润亮也多次向记者保证：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做违法犯罪的事。
从这一点来看，他也应该比其他人更加渴望法律的公正、严明，渴望法律的阳光早日洒遍大峪口村的每个角落。
胡文海：“我不是村霸，我杀的是村霸！”
“李利生家关着门，估计是锁住了。我听见他老婆跟他说话。我说：利生，开开门，我是文海，找你有点事谈一谈。他说：文海哥，你进来吧。门一开，我就端起枪来。我一端枪，他就害怕了，说文海哥，不是我，全是胡根生指使的。我说你早干啥来？我给过你机会……”(胡文海法庭供述)
前村支书李利生家是胡文海此次报复杀人的最后一个目标。胡文海开枪打死了李利生夫妻及其16岁的女儿，终于完成这场疯狂杀戮。
“杀人了，思绪万千。”胡文海点着一根烟，在黑暗中想了一会儿，再也想不出还有谁要杀，便决定逃跑。
下面是胡文海被捕后与警察的一段对白：警察：知道为什么逮你吗？胡文海：知道，杀了点人。警察：杀了一点？你杀了14个！胡文海：14个？打伤不止吧，打死不知几个。还有一些不在，在的话，还干他。警察：你知道后果吗？胡文海：知道，知道，我得给人家抵命。晋中市公诉机关及法庭将胡文海杀人的原因定性为“报复杀人”；而胡文海则始终认为自己做的是“除掉贪官”之“义举”。
双方的契合点在于：1996年夏天，胡文海曾被同村高家兄弟打伤，这起伤害案堪称两年后他在大峪口村大开杀戒的导火索。
1996年6月19日晚9时许，胡文海在自家果园里浇地时，被相邻地块的高彦苏、高彦堂兄弟手持铁锹，“呼呼”地朝脑袋劈来。手无寸铁且毫无防备的胡文海，脑袋被劈中两锹；当第三锹劈来时，他赶忙用手去挡，结果这一锹劈在了他手臂上。胡的弟弟胡青海见状，飞奔过来，拼死将其兄救下。
事后胡文海没有报案，据他所说，是因当时没有第三方见证，担心报案后，公安机关会以“浇地纠纷”为由，轻率处理。
胡文海坚信这绝不是什么“浇地纠纷”，因为他从小性情暴躁，是大峪口村的强人，很少有人敢惹，胡家又是村里大户，而高家兄弟是十五六年前从河北省井陉县迁移此地的，独门小户，两家平时没什么矛盾，浇地当晚亦未发生口角。但从高家兄弟的动作来看，他们是要把他“往死里闹”，所以，胡文海认为高家兄弟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他们是要“暗杀”他胡文海，“杀人灭口”。
有两处蹊跷似乎也证明了胡文海的推测：一是事发当晚，高彦堂全家4口连夜搬走，不知去向；二是胡文海从医院回来的第二天，原支书胡根生去他家里，说受村支书李利生(高彦堂姐夫)所托，前来调解此事。
“胡根生说利生说了，缝一针给你1000元，缝23针给你2万3，我说我不是要钱，我跟利生关系也不错。我就是想知道，到底为什么要往死里闹我？是谁指使高家兄弟往死里闹我？”(胡文海法庭供述)
胡文海怀疑胡根生、李利生、刘海生等人指使高家兄弟“暗杀”他，并偷偷展开调查，但没有找到确凿证据。据原煤矿矿长刘海生说，此后胡文海还曾打过高彦苏三四次，逼他说出受谁的指使，但高彦苏没说。
至于胡根生等人为何要“暗杀”胡文海？胡文海说，乌金山镇供销公司经理贾润全曾向反贪局举报大峪口村煤矿“3年少报5万吨产量，偷漏税100万元，少交管理费25万元”的情况。贾告状前，曾找胡文海商议过，因此胡文海便成了胡根生等人的眼中钉。
记者找到贾润全，询问那次告状的结果。贾润全说：他向晋中市反贪局举报后，反贪局批了“速交榆次区税务局稽查处处理”。稽查处去了五六趟太原(大峪口煤矿的煤运往太原销售)，查不出证据，此事就不了了之。
记者问贾润全是否受到过胡根生等人的报复？贾润全说：“刘海生发现我在告状，打过我两拳。”告状的贾润全只是挨了两拳，而跟他“商议”过的胡文海却被人“往死里闹”，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在法庭上，胡文海这样解释：“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到大的性格就是仗义执言，敢作敢为。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善良村民和我和睦相处，有时，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胡根生曾经说过：大峪口村除了胡文海敢告我，谁还敢告？”据此，胡文海推测，胡根生一伙认为是他指使贾润全等人告状；把他除掉，就没人再敢告状了。1999年6月19日被劈伤后，胡文海就起了杀心，剩下的日子不过是在寻找证据，等待机会。他曾设想过在除夕之夜大开杀戒：“等春节晚会一开始，我就干，一个也跑不了！”
可以说，这时的胡文海已经成了一个高度危险人物。可惜的是，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这一高度危险人物竟然丝毫没有引起当地任何治安、民调部门的注意！后来，倒是胡文海自己有所转变。他很清楚杀人的后果是“陪他们一起死”，因此，当他发现还有更好的办法将对手送入监牢，而自己却毫发无损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地做出了这一抉择。
“2001年1月份，通过查账，我看见这几年他们大致贪了500多万。我看到他们贪污了这么多，就不想陪他们一起死了，想通过正当渠道告他们。”
胡文海拿到了村煤矿1992～1993年度的工资表。因煤矿实行计件工资，所以，根据工资表可推算出煤炭产量。证据在手后，胡文海又挨家挨户地跑，共征集到大峪口村121名党员、干部和村民的签名，然后开始了长达8个月的举报。
他最早找到的是乌金山镇负责纪检的崔副书记。崔副书记说过两天再去查，但却一直不查。于是，胡文海开始越级上访—从镇、区、市一直到省，他循着公安、纪委两条途径逐级举报。
贾润全说：“胡文海告状前，我告诉他两条经验：一、必须有足够的时间，专门去告，而不能捎带着告。二、还得有资金：出去要坐车、吃饭，必要时还得买点小礼。文海在村里承包过煤矿，知道得比我多。我说你可别像我，告了个没结果。”
结果，8个月过去，胡文海真的告了个没结果。
一审庭审中，胡文海盛赞省纪委、省公安厅的接待人员态度热情，办事迅速：“对我的上访材料，省公安厅迅速批到晋中市公安处，公安处1个月后批到榆次区公安局，结果，公安局整整压了5个月……”
无论胡文海举报到哪里，这些举报材料最后都被批到两个部门处理：一是乌金山镇纪委，二是榆次区公安局经侦大队。据胡文海说，乌金山镇主管纪检的崔副书记对他叫嚷：“你就是告到中纪委，我崔某某不给你办手续，你也没办法！”而区公安局经侦大队的大队长则以“没有办案经费”搪塞胡文海。胡提出自己可垫支办案经费，该大队长又以“人员也不够”来敷衍。
“10·26血案”发生后，崔副书记及区公安局经侦大队长都受到了纪律处分。“这14个人死得确实冤，可以说他们都是死在贪官手里了……胡文海告状，如果你们查了，这些人有犯罪事实，就审；没有犯罪事实，就治胡文海的诬陷罪—你把他关进监狱里，他还怎么行凶杀人呀？”胡家兄妹多次对记者感慨。
在采访中，记者感受到，大峪口村就像一个法制的阳光播洒不到的地方。村民们说：大峪口的村干部说是选举，其实还是上头任命；“村务公开”这些政策在这里根本就看不到。当胡文海被高家兄弟打伤后，他没有报案，而是一心想用自己的方法来了结此事；高家的老大高彦苏此后数次被胡文海殴打，他也没想过报案，而是整天心惊胆战地等待下一次报复的来临……
公平而论，大峪口的强人胡文海，曾经一度想走上法制轨道，这对这个“高度危险人物”来说，当是一个值得赞赏的转变。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努力被一道道无形的屏障给挡住了。
那些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在冷漠地一次次将他拒之门外时，可曾想到自己的行为究竟会塞给他些什么样的感受？
举报无门，屡屡“碰灰”之后，强人血液中的另一种东西蠢蠢在动。胡文海已决心要用一种最古老、最血腥、最恐怖的手段来了结一切恩怨、纠纷。
“4年来，我和村民多次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一些官老爷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我们到哪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实际上我每年的(炒股)收入都有四五万，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2001年12月25日，晋中市中级法院法庭，胡文海的这段最后陈述，引起了旁听席上阵阵掌声。
冀金堂：被“捎带”打死的老村长
“公处大会”召开的当天中午，记者来到大峪口村，想去几户受害者家中采访，但看到的只是一个个大门紧锁的宅院。最后，在胡文海三弟胡润亮的指引下，记者来到被胡文海杀害的原村长冀金堂家。
“那些受害者家里没人，可能是他们害怕，躲出去了……我们也害怕，但我们没地方可躲。”冀金堂的女儿冀志红说。
冀志红原在榆次城里一个双语幼儿园当英语老师。父亲被胡文海杀害，母亲被重伤后，冀志红就辞了职，专门在家照顾母亲。
冀金堂，53岁，原大峪口村村长，后为村办煤矿会计，村民们对他的评价是“忠厚、老实”。据胡文海在法庭上供述，他杀冀的原因是“高家兄弟暗杀我的第二天，冀金堂在矿上说胡文海不是东西，劈死他活该”，为这，此前胡文海已经打过冀金堂一次。
但冀金堂否认他“散布”过类似“坏话”，并当着胡文海的面，叫来说他“散布坏话”的人对质，谁曾想胡文海仍然对他下了杀手。
冀金堂家在村口公路边开了个小卖部，晚上他和老伴都睡在那里。10月26日晚9时多，胡文海来到小卖部门外，打碎一块窗玻璃，将猎枪伸进去，对准两人开了枪。
“我本来不知道是谁开的枪，但胡文海打完临走时，还说了一句：‘让你们再活！’我听出来声音是他，怕抓不住他，孩子还会受害，就用自己的血，在墙上写了一句：‘文海害人。’”身中两枪竟然没死的胡拉弟对记者说。
冀金堂的家很干净。午后的阳光暖暖地从玻璃窗照进来，洒得满地都是。
“我妈说：不用问了，心烦。问也没用，没人给钱……”冀志红将她母亲难懂的方言“翻译”给记者听。重伤的胡拉弟住院37天，伤没好就回家了。“没钱，看不起。”家里连看病带办丧事，已花费了2万多元。如今她的肝上、脊柱上还有子弹，生活不能自理。医生不敢为她取脊柱上的子弹，说取了就会下肢瘫痪。“已经活成个这了，无所谓了……说多了冒犯人家。”胡拉弟说。
冀志红对她母亲的话加以注解：“事已经出了，人已经亡了，伤的已经伤了，钱也已经花了……说什么都没用了。”
居家过日子的平民百姓，胆小怕事是常有的心态，因为我们承受不起犯错误的沉重代价—哪怕一个普普通通的错误，就可能招来终身的灾难！因此我们没法不谨小慎微，没法不怯弱退让。如果说作为前村长夫人的胡拉弟，曾经有过比大峪口其他村民稍多一点的自信和坦然，那么，在那个有着圆月的晚上，当胡文海用猎枪击毙她的丈夫，之后又抬枪将她轰倒之时，这砰然巨响也同时轰灭了她全部的自信和坦然，使胡拉弟迅速倒退到比一般村民更为彻底的瑟瑟发抖中。
无疑，一个大多数人都胆小怕事的群体，最容易被少数黑恶势力所控制，任黑恶势力恣意妄为，欺行霸市，鱼肉乡里。但谁也没有理由来过分指责这些本分、怕事的人们—如果包括法律在内的社会制度不能为人们的生存提供应有保障，则胆小怕事几乎是绝大多数人苟全性命的唯一选择。
刘海生：“这个社会太不安全！”
刘海生站在村里第3座煤矿的办公室前迎接记者。他今年42岁，长得黑矮敦实，身穿黑色皮衣，头上戴着一顶灰色休闲帽，一看就是见过些世面的人。
刘海生1987年～1996年在大峪口村煤矿当矿长，是“10·26”案发前，胡文海的主要告状对象之一。胡文海状告他与原村支书胡根生在1992～1993年贪污500多万，并与李利生等人共同指使高家兄弟将他“往死里闹”。
刘海生说，出事前，他跟胡文海甚至没抬过杠，但也有一两年没说话。2000年的一天，他坐矿上的吉普车去榆次，上车后看见胡文海，还给他让了一根烟，但胡文海没接。
刘海生：“我跟胡文海原来处得相当不错，后来知道他在告我，因为我没贪污，所以也不当回事……再说，就是他对我有意见，也不至于杀人吧？”
那天晚上，当胡文海以为自己干掉了胡根生后，随即就来杀刘海生，但刘海生不在家，只有租住他家的几个河南民工在院子里乘凉。于是，胡文海就骑走了刘海生的摩托车，在全村大开杀戒。
当胡又打死10人、打伤1人，双手沾满了鲜血后，再次来到刘海生家院墙外。由于这里的宅院都是依山势而建，因此，虽然刘海生家的院墙高达2米，胡文海站在高处，仍能清楚地看见院子里的刘海生。此时，刘海生背对着胡文海，两人相距12米。胡文海瞄准刘海生的背影，连开两枪，打中了他的腰部、头部。
刘海生不知道谁在打他。但当他听见胡文海来到院门前，大叫开门时，他不顾一切，爬起来就跑。胡持枪进入院子，没追上刘海生，进屋看见了刘病卧在床的父亲。他问胡文海有什么事？胡说：“睡你的觉，跟你没关系。”转身出去了。
后来，在法庭上，胡文海对刘海生说：“我要是滥杀无辜，你父亲就活不了了。”住院期间，刘海生花费5000多元，体内70多颗子弹，取出了20多颗。刘海生说：起码还要再做两次手术，才能把体内的子弹清除完毕。
刘海生也认为胡文海杀人，“高家兄弟打他是主因”，他说：“高家老大(高彦苏)脑子有问题，不然，借他8个胆也不敢打胡文海。”他断然否认自己指使高家兄弟劈胡文海。
14条人命灰飞烟灭，自己也曾死里逃生。刘海生对这起血案的评价是：“该死的就死了，不该死的还活着。”
刘海生推测，当天晚上，胡文海持枪押胡根生、李继出来，本来是想吓唬他们，并没有杀人的准备。“他当时连交通工具也没备好，作案后骑着自行车就跑了，一直跑到太原公路上，才截了辆出租车。”
那天晚上，当李继听见公路上有警车的警笛声，顿时胆壮，跟胡文海说：“有种你朝我头上打！”“吃软不吃硬”的胡文海，顿然起了杀机！
一审法庭上，李继的儿子质问胡文海：“你为什么杀我父亲，他们跟你有仇，我父亲跟你没仇！”
胡文海回答：“他是自找！我的杀人名单上根本没他—如果我要计划杀他，就把你们全家也都杀了，你还能站在这里吗？”
案发后，榆次区纪委成立了专案组，对胡根生、刘海生都进行过调查，查阅了1992、1993年村煤矿的账。刘海生还不知道这次查账结果，但他坚称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因此很坦然。
此前，村里的前两个煤矿已出售给私人了，第3个煤矿也承包给了一个外村人，刘海生说自己现在是给人家打工。
记者问刘海生，此前大峪口曾否发生过类似的恶性案件？刘海生想了想说：去年，村里有一个年轻人，“相好的”跟他分手了，他就抱着炸药，去“相好的”家里，把夫妻俩都炸死了，自己也当场毙命。因所有当事人都已身亡，所以此案就不了了之。
记者问他遭此巨大变故后，内心有哪些感受？“是不是更热爱生活了？”
“屁！”刘海生说。“社会太不安全了！胡文海的枪是谁卖出去的？为什么不早点收回来？……大峪口村很多人原来家里都有枪，两年前公安局统一收走了。我是村支委，我的枪比胡文海的好，是‘七连发’，才买了七八个月，一次没用就缴了，白花1万多块。”刘海生咂舌可惜不已。
“出了事儿，政府没给受害者一点儿补偿，哪怕说句话也行呀……现在的社会，安全感简直太差了！”刘海生说出了他的感慨。
刘海旺：“我冤枉，但也没办法……”
“刘海旺，你给我劈他！你不劈，我把你也干了！”2001年10月26日夜，手持双管猎枪的胡文海将李继一枪打死后，随即又把枪口对准了胡根生，但这一枪竟是哑弹！胡文海急忙拉开枪栓，将哑弹退出，重新装填子弹，在这个时候，胡根生扑过去，抓住了他的枪管。
两人进行了怎样的搏斗，现在已不可知(胡根生跟警察说自己“拼死夺枪”，胡文海的说法则是胡根生抓住枪管，跪地求饶)，两人难舍难分之际，胡文海向一旁目瞪口呆的刘海旺发出一声断喝！
劈，还是不劈？手持消防斧的刘海旺犹豫不决。一审庭审中，审判员发问：“刘海旺，胡文海用猎枪把李继打倒之后，紧接着又向胡根生开了一枪，结果是哑弹，没有打响。在这个情况下，胡根生有这个条件、这个机会和胡文海争夺枪，就是说他枪里这个子弹没有打响，不可能击发了。在这种情况下，胡文海占有什么优势？如果你用斧子去制止胡文海的话，我觉得你完全有可能控制这个局势……”
姑且不论审判员话中本不该有的倾向性，只说这种假设的前提，是把刘海旺当成了见义勇为的英雄。可惜刘海旺不是英雄，他只是一个在家里连鸡都不敢杀，但却想帮朋友调解的好心人，而当时的情况似乎也不允许刘海旺从容地做出理性抉择—在亲眼目睹了近在咫尺的活生生的李继被胡文海突然一枪打死，接着又看到了两“胡”殊死搏斗的极度惊险场面，怯懦的刘海旺能否继续保持心智清醒，实在是个问题。
震悚之下，他更可能是本能地做出了抉择—在事后接受法律制裁和被胡文海当场打死这两者之间，他本能地选择了前者。
刘海旺举起消防斧，张皇失措地向着胡根生的肩膀劈去。
“我爸一米七六的个头，身材那么魁梧，又拿着那么大一个消防斧，真想杀胡根生的话，一下子就把他脑袋劈成两半儿了，肯定不会只让他肩部受伤。”刘海旺的女儿刘娟对记者说。
事后，胡根生咬定刘海旺劈了他两斧子，分别劈在头部和肩部，公诉人对刘海旺的起诉中沿用了这一指控，但刘海旺坚持说他只劈了胡文海一斧；刘的律师在胡根生就医的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也找到了“胡根生头部的伤口是枪伤”的证据，但这一证据未被法庭采纳。
刘海旺被捕时头发还是黑的。两个月后开庭时，已是白发苍苍。42岁的刘海旺，看起来比47岁的胡文海还要苍老。
2002年1月25日，刘海旺的末日。早8时，当审判员问被押出看守所的刘海旺还有什么要说时，刘海旺木然回答：“没有了。”当他走到大门口，太原电视二台的女记者把话筒伸到他面前：“刘海旺，说几句话吧。”刘海旺终于忍不住了：“我冤枉得厉害，因为我不知道他们要杀人。我反正是属于一个好心人，从中调解，谁知道产生了悲剧……”
仔细推究起来，这场血案的起点还在于刘海旺，只是那时他一心想调解两个朋友之间的恩怨，而最后这种血腥恐怖的结果，是他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的。
刘海旺是榆次区北山煤矿工人，家有3个上学的子女，妻子没有工作，还有亲戚要照顾，因此经济很是拮据。去年，刘海旺曾向胡文海借过1.2万元。在借钱过程中，胡文海跟他谈起自己的脑袋被人用铁锹劈过，现在还挺疼，他怀疑这事儿是胡根生指使的。刘海旺一听胡根生，说我跟他挺熟的，冤家宜解不宜结，我帮你们调解一下，怎么样？
胡文海同意了。刘海旺跟胡根生一讲，胡根生也同意了。双方约好了调解的时间、地点。10月26日晚上，胡根生租车来叫刘海旺，一起去了胡文海家。
刘海旺懵然不知：对这场“调解”，胡根生和胡文海双方都有别样的准备，双方又都对他怀了戒心(胡文海在法庭供述：当天下午，他在果园里对二弟胡青海说，担心刘海旺被胡根生收买，因此让他晚上过来一下；而一审过后，刘海旺的小女儿乘坐公交车进城时，无意中听见同车的南迷沟煤矿两名矿工对话。这两人说，那天晚上，胡根生让他们也去胡文海家。他们站在房顶上，还拿石头砸过胡文海，没砸着。不然的话，胡根生就不会被他们劈了。因刘海旺女儿没记住这两名矿工的相貌，律师无法进一步求证，所以未向法庭提交这一证据)。
胡根生一到胡文海家，就失去了自由。后来胡根生打电话叫来了售煤员李继，李继随即也失去了自由。
胡文海：“我让胡根生、李继交待：第一，何时、何地、由何人指使高家兄弟往死里闹我？闹我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他们贪污了几百万，谁人名下分了多少？给我写个材料，我作为护身符，我放上，他们就不敢杀我了。”
这样的材料，胡根生和李继是万万不会写的，所以他们立即遭到一顿暴打。当胡家兄弟殴打李继、胡根生时，刘海旺说他也曾拦阻过，但“拦不住”；他也曾劝李继“不行你就给他瞎讲点，先混过今天，咱们保住命再说呀”。但李继不听。
一个律师说刘海旺那天是“鬼催的”(意为被鬼所迷惑、催逼)：如果胡文海押李继、胡根生出门时，胡青海未曾递给他一把消防斧，他就不会成为“主犯”了；又如果胡文海一枪把胡根生干掉，刘海旺也用不着违心地劈胡根生一斧了。“那么多子弹，怎么就偏偏那一颗是哑弹呢？”
然而，如果说此前刘海旺的行为都出于迫不得已，那么此后他的一系列表现，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善良的法盲是怎样一次次丧失了活命机会，而最终将自己送上刑场的。
“我不和你闹了，我跑呀。”刘海旺跑出十来米后，胡文海叫住他，掏出1000多元钱塞到他手里。刘海旺接过钱，继续往前跑。路过一处苹果园时，他发现手里还抓着消防斧，赶忙扔下了。
接着，充满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刘海旺往山底煤矿方向逃跑，装死躲过一劫的胡根生爬起来后，也往山底煤矿跑，两个人竟然在煤矿附近“狭路相逢”！
根据刘海旺的说法，两人碰面后，刘把“血肉模糊”的胡根生搀扶到一块石头上，两人小坐片刻，还有了如下一段对话：
刘海旺：“你看，咱们都是兄弟，我也是出于好意给你们办事，你看这办的是什么事呀，可以说出了天大的乱子了！我还劈了你一下……”胡根生：“没事儿，没事儿……”
刘海旺以为胡根生已经原谅了他。但胡根生后来在公安机关供述说，当时，他怕刘海旺进一步加害他，所以才以“没事儿”相敷衍；再后来，胡根生干脆说自己手持一根钢棍，逼退了还想害他的刘海旺。
因两人对此事的说法相反，“形成一对一的证据体系”，因此法庭对刘海旺这一供词不予采信。
胡根生去煤矿报案，刘海旺继续往前跑，他跑到张村一个好朋友贾明亮家，向贾讲了事情的大致经过，并提出要报警。两人打车来到一个公用电话亭，拨打了110。
电话接通后，贾明亮拿起话筒报警，但留给警方的“报案者”姓名是“刘海旺”。两人没有讲出刘海旺劈了胡根生这一事实，而只报称“胡文海杀人了”。
刘海旺在贾明亮家里窝藏了差不多一天时间。在这一天里，贾明亮到大峪口村探听消息，回来跟刘海旺说胡文海又杀了十几个人，刘海旺惊得魂飞魄散，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我爸不懂法，可能他以为这是朋友之间的事儿，跑了就没事了。”刘娟说。当晚10时许，刘海旺乘坐一辆出租车逃跑，不久即被抓获。
在被捕前的24个小时内，刘海旺一次次地想抓住活命的机会，但却一次次地落空，就像一个掉到水里的人，屡屡抓住岸边的水草，却又屡屡重新滑落水中—他与胡根生“戏剧性”重逢后仅仅向其表达了歉意而没有进一步救助；他虽打110报警却并未投案自首；他在听说胡文海又杀了十几个人后，更不该惊惶出逃，以为这种事情也可以“一走了之”……
刘海旺上了押赴他去公处大会会场的卡车。他的两个女儿哭着扑向车厢：“爸爸，你冤枉啊！”刘海旺颓然垂下了头：“冤枉也没办法……”
“千万不要违法”
在刘海旺被执行枪决的第二天中午，记者来到他家。刘海旺的家在晋中北山煤矿大门外，煤矿集体宿舍里，共占了两个八九平方米的房间，一间做厨房，一间做卧室。刘海旺的女儿刘娟正一边炒菜，一边听着收音机。
“刚才山西电台广播说：‘大峪口村村民胡文海、刘海旺手持双管猎枪和劈斧，杀害了14名村民。’我爸是市民户口，怎么能把他说成是大峪口村村民呢？而且，就算我爸辅助杀人了，也不能说他跟胡文海一起去杀那么多人呀。作为一个新闻报道，可以把一件事简明扼要地说出来，但也要依据事实嘛—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告他！”刘娟把记者让进客厅兼卧室，不满地说。
很快，她又叹口气：“唉，我爸已经执行了，再告也没什么意义了……”刘海旺的家里很凌乱，屋里只摆放了两张单人床，一张破旧的桌子，几把椅子。刘娟的母亲去火葬场看刘海旺的骨灰了，她弟弟(14岁)回家后，抱起一大碗面条，坐下来呼噜呼噜地吃。
昨天晚上，刘娟看了本地电视台对公处大会的报道，她对一名市领导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来形容胡文海和他爸爸的罪行也感到困惑。
“‘人民’这个概念的范围很广，应该不光包括那些受害者，我们这些犯人的家属算不算‘人民’？我能理解受害者的家属，他们情绪很不稳，恨不得把3个人都枪毙才好，但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说‘那些贪官死有余辜’？还有，我不懂法，不知道‘民愤’算不算是法律依据？我爸又是怎么犯的‘民愤’这一条‘法’？”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刘娟多次提到自己“不懂法”，也多次表达了对这次审判的困惑。
“今天山西电台广播说我爸和胡文海都是主犯，当时律师辩的是‘协从犯’，法庭没有采纳，说我爸以调解为由，骗来的胡根生；还有律师辩的‘故意杀人未遂’也没有采纳。我不懂法，不知道什么才算是‘故意杀人未遂’？杀一个人，没有致死，是不是就算‘故意杀人未遂’？
“像我爸这样被处以极刑的人，是不是就不准家属见最后一面？他有什么遗言，也不能告诉我们？前天下午，我和我妈、小姑去送衣服给我爸。我们询问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明天是不是公审我爸？包括那个所长都说‘不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当过兵，看守所副所长是他的老排长，我们让他去问副所长，副所长说第二天就要公审，我爸就在第二辆车上。我妈很吃惊，说不可能吧，二审判决书都没下来，怎么会有我爸？我妹妹也说，不可能吧，我们不是已经上诉了吗？……”公处大会结束后，刘海旺的妻子望着将上刑场的丈夫，瘫倒在会场外，大声喊冤，引来了许多围观者。
“如果他们能对我们这些家属提出的疑点做出明确答复的话，我们就不会在大街上喊冤了。”刘娟几次中断话语，泣不成声。
“我们家要是有一个在省里当大官的亲戚，他愿意插手干预这件事情，我爸就不会判死刑了……可惜没有。”这是公民刘娟对这起涉及其父的法律事件得出的一个非法制性结论。
记者希望她能从这件事中受到些正面影响，走好以后的人生之路，刘娟表示同意。“我爸违法了总是不对，我上了那么多年学，也应该懂得这个道理。我以后一定会告诫我的弟弟妹妹，以后不管有再大的事情发生，千万不要违法。”
被捕后的一段供述
警察：知道为什么逮你吗？
胡文海：知道，杀了点人。
警察：杀了一点？你杀了十四个！
胡文海：不止十四个吧？
警察：那你说多少？
胡文海：我记着是十七个。/警察：死了十四个！/胡文海；我不记的还有活的，我都拨拉过，看谁象没死的，就 再给两枪。－－那就是没杀净 。/警察：你知道后果吗？/胡文海：（对警察满脸媚笑）知道、知道，我的给人家抵命。/警察：后悔不后悔？ /胡文海：咋不后悔，有个娃娃不该杀人家，你们一说，才知道人家是串门的。再就是该杀的 没杀净。/警察：你还想杀谁？/胡文海：就那几家的男人。/警察：你为啥杀人家？/胡文海：他们当村支书和 村主任时，三年挥霍贪污了至少五百万。三个煤矿让他们卖了两个 。我到镇上告状没人管 !
共同受审的还有一个帮他杀人的朋友，胡答辩时说他朋友没有杀人，跟着他是一直劝他不要杀。这时，控方指出， 一个受害者（装死躲过）指证他朋友拿斧子砍过他。胡答辩，我一枪打的他趴在地上，他就再没回头看过。是我捡 起斧子砍他的。控方又指出，他朋友拿钳子夹受害者。胡文海当即辩道：是我拿枪逼他干的。他不夹受害者，我就 开枪打他。明目张胆的大包大揽。
我到镇上告状没人管。他们就恨的我不行，就想抬死我。99年6月19号，我到地里浇水，xxx兄弟（其中 一个满门被杀）借口和我吵架，往我头上劈了三铁锹，我缝了几十针。要不是 头硬早让他们劈死了。xxx（村支书）派人找我，要出钱私了，我不干。从那时起，我就起了杀心了，本来准备 今年三十晚上下手，那时都看春节晚会，能杀干净。6月19号，我把xxx（支书）和村会计叫来，让他们写贪 污了多少，他们不干，这时外面有警笛声音（路过的警车 ），xx（会计）就气粗了，指着自己的脑门说'文海，有本事朝这里打' 。我就给他脑门上一枪，把他打死了。他还以为我不敢。没有办法，只能提前动手。
..................
当记者问他后悔不后悔时，他理直气壮的回答：不后悔，一点不后悔！就是遗憾，没有把该杀的都杀了。遗憾没有 死净的话，胡文海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据分析，是担心给他父母妻儿留了后患。 记者问他为什么连孩子一起杀时，他蛮有道理的讲：不把他们也杀了，他们长大要欺负我家娃娃........ ....
在法院审判胡文海时，他站的笔直，捧着自辩书大声朗读，就象农村劳模发言。
判胡文海死刑后，退庭时，胡文海逮着一个审过他的干警就握手，边握边说：'先走一步，先走一步' 。那么些警察，躲也躲不及他，实是滑稽。 2001年的12月25日，也是西方人的圣诞节。今天，山西晋中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特大枪杀14人案的3名 被告人。最后，有2人判处死刑1人判处无期徒刑。
第一被告人胡文海依法定程序在最后陈述中说到："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为此，我不断的去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己从小时侯起的性格就是仗义执言.敢做敢为。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 的善良的村民和我和睦相处，有时，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近年来，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 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村民冒着生命危险）等企业上交的400余万元被他们瓜分。4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 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 可是，我们到那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
我去公安机关报案，那些只挣着工资的人民的公务员开着30多万元买的小车耀武扬威根本顾不上办案，甚至和村 干部相互勾结欺压老百姓......。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实 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 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 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
听众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审判长急忙制止。
石悦军----怒杀贪官污吏
2008-8-30 0:20:24 阅读461 评论3 302008/08 Aug30
石悦军，男，出生于1971年3月5日，身高：172cm，吉林口音，身份证号：220524197103052235，体型中等。家住通化市柳河县柳南乡，以杀猪卖肉为生。
9月24日，在吉林省通化县二密镇和柳河县三源浦镇、柳南乡，石悦军杀死7人，伤4人。9月27日、29日又杀死5人，伤1人。
家人朋友 没想到“小石子”能杀人
石悦军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记者来到柳南乡通沟村及其附近的集市上，找到了他以前生活的地方。
每周一是通沟村赶集的日子，石悦军就会在这里搭铺子卖猪肉，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则会轮流到其他村子的集市上卖肉。这就是一个农村屠户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18年，与9月24日凌晨以后的那个杀人恶魔不同，在当地人的眼里，石悦军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屠户，集市上的人都叫他“小石子”。
“没说为卖肉和谁打架的，他出这事，咱们都觉得挺可惜的。他就是管他自己这行，卖肉，话不多，没有什么话。”一位集市上上的村民告诉记者，“小石子”为人实在，很少和人计较，一次因为摊位，一村民和他争吵，他主动让出，平时买肉，他也很大方，斤八两儿的也就也都抹去了，所以很多人愿意买他的肉，没想到小石子”能杀人。
石悦军被抓捕后，他的妻子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她和丈夫有一双儿女，大女儿14岁，儿子才3岁。丈夫以杀猪卖肉为生，她家是有名的屠户，家庭生活比较富裕。平日里，石悦军非常能干，生活也十分节俭，不喝酒、不吸烟。
相关报道http://news.sina.com.cn/c/l/2006-11-26/03241161643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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